4月17日，广州，“新化复印”职业开山祖师邹联经（左）与学徒邹联文承受采访，邹联文是广州市竞天图文快印有限公司老总，是现在广州复印职业新的领军人物。图/向群记者王欢

  近来，一篇题为《新化复印工业的生命史》的北大博士论文在网络上走红。为什么复印店老板多为湖南新化人？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。

  其时，邹联经仍是一个20岁的小青年，他的家园在湖南新化县洋溪镇一个叫寨边村的小村庄。当他穿着光鲜地从外地回来时，村子轰动了。

  邹联经其时在上海习得打字机修补技能。身为乡干部的堂叔一边骂他“游手好闲”，一边将大儿子邹联文交给他做学徒。

  尔后的几年时间里，邹联经的打字机修补技能以原子裂变般的形式，经过同宗亲属，向整个新化县扩张。随年代变迁，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先后阅历漂泊修补、定点修补、二手复印机、创新复印机等几个阶段，辐射直达全国甚至全球，新化复印工业链从此拉开大幕。

  广州的黄埔大路，有文印一条街。做复印设备收购出售的、图文快印的，大大小小超过了200家。店内机器闪耀轰鸣，店外停了一溜的名牌小轿车。

  店里的老板都称邹联经为“老爷子”、“老革命”，饭桌上向他敬酒，说，“吃水不忘打井人。”“假设没有师傅（邹联经），就没有所谓的‘新化现象’。”邹联文说。

  邹联经出生在寨边村一个手工艺者家庭。父亲是个给人修钢笔、修锁、补皮鞋的修补匠，邹联经小学没读完，就跟着父亲外出跑江湖。十二三岁时，他不但会修钢笔，还能在钢笔上刻唐诗和毛主席语录。

  1964年，17岁的邹联经在杭州修钢笔时偶遇一位林姓大姐，其老公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，邹联经由此学会了修补打字机。“那时修打字机的人很少，一个月勤快点能赚到两千元。而老家的农人从早干到晚，大约是1毛8分钱。”邹联经说。

  半年后，他给家里寄来了四千块钱，盖了一座两层高楼。这在其时的村庄无异于“重磅炸弹”。

  房子修好后，邹联经回来了。他背着一个黄色帆布包，包里装着修补的东西，上身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，衬衣口袋里塞着一沓簇新的十元钞票。

  邹联经所以脱离村庄，从此开端“跑江湖”生计，脚印遍及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新疆等地，服务目标多是当地的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及军工单位，由于只要这一些当地有打字机。

  为了取得他们的信赖和尊重，邹联经给自己假充了一个“安化红卫机械修配厂工人”的身份。有了这个“正规身份”，他住进了政府招待所。每天早上，招待所门口的小车排起长队，等他去修补打字机。

  尽管如此，邹联经也曾遭受“难堪”。他常常正在修着打字机就被人抓走了——洋溪当地有人告他“游手好闲”、“走资本主义”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追查到他头上。

  1971年至1977年年间，邹联经共带了三个学徒。他带徒要求签“投师约”，内容是学徒有必要尊重师傅，师傅要一点点没有保留地教授学徒等等。除此之外，有必要找一个中心人为学徒“人品”做担保——邹联文说，邹联经曾带过一个学徒，此人是洋溪镇上一个教师的小孩，后来由于看电影他人都哭了，他却哈哈大笑，就被邹联经以“冷血”为由赶出了师门。

  之所以如此垂青人品，邹联文说，后来技能泛滥成灾，呈现了许多偷机器零件之类的工作，“师傅算是有先见之明。”

  邹联文是邹联经的同辈堂弟，年纪相差12岁。邹联文签“投师约”时，交了300块拜师钱和80斤粮票，正式成为邹联经的弟子。邹联文说，300元在其时不是小数，是父亲四处找人借来的。

  贵重的“拜师费”很快取得报答。邹联文跟着师傅去新疆多学了一个月(两个月学满)，两个人一月赚了一万多元，师傅拿出400元作为给学徒的报酬。邹联文用其间的100元给母亲买了一双羊绒皮鞋，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绒大衣，别的300元还了其时欠下的债款，“从此，爸爸妈妈再没说过师傅的空线年，为标准“活动大军”，新化县打字机修配厂建立，邹联经出任厂长。这之后，“跑江湖”者才具有合法性。

  “合是合法了，但政府并没有合理规划这个职业的开展，仅仅强制外出‘跑江湖’的新化人运用修(配)厂的正规发票。”邹联经说。

  “那时咱们在外修补‘双鸽’牌机械打字机，新化政府对此严厉冲击。在城区，一见到背包的人，尤其是在火车站周边，都会上前开包查验。为了躲避查验，想外出搞修补的人想尽了方法，有的用蛇皮袋拎着东西与配件，有的请妻子或母亲将配件和东西送上火车，还有的半夜三更起床，打着手电筒，从洋溪步行至隆回县城或是罗洪、金石桥等地，再搭车前往要去的目的地。现在想想，也真是苦了咱们洋溪人，没有敢拼、敢闯的劲，哪里会有现在所谓的‘新化现象’?”邹联经说。

  亲带亲，友帮友，徒传徒，邹联经的技能遍传新化甚至全国，职业构成了具有“新化血缘”的链条状开展形式。

  上世纪70年代末，许多新化人现已“兴旺”了，“洋溪邮局的汇款单像雪片似的从全国五湖四海飞来，都是外出从事打字复印职业的人寄回来的钱。”邹联经说。

  1980年开端，邹联经不再满足于“跑江湖”。他于1985年在上海誊影机厂学习修补誊影机技能之后，又到北京学习修补四通打字机技能。1986年，他回到湖北襄樊，开端他的“定点修补”生计。

  学徒们也不甘示弱。1986年，邹联文学习到其时最先进的打字机修补技能后，又经过朋友花3万元买进一台二手打字机。机子是日本进口的，其时一个打字铅头都要3000多块。

  在湖北枣阳，他开了一家“打字机修补店”，当地许多单位的打字机定时送来检修，不管机子坏没坏，都要给他“开薪酬”。与此一起，他也开端带学徒，这中心还包含自己的几个同胞弟弟。

  二弟邹联敏学成之后，来到广州，并由他发现了职业的别的一个新“关键”——二手复印机商场。

  邹联敏说，“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卖废五金的人那里发现，复印机里边那个齿轮和咱们打字机上面的能通用。那时我刚出去，也没什么钱，就回家在信用社借了两三万块钱，然后买回5台机器，开端和台湾人做复印机生意。”

  二手复印机商场的发现，使复印店在全国遍地开花，一起促进了国内二手复印机工业和相关耗材工业的蓬勃开展。由此，“新化现象”构成。

  2000年，尽管邹联文在枣阳的日子现已适当充足，有车有房有存款，但看到弟弟在广州的开展，他也举家搬来了广州。

  邹联经早在1993年就来到广州，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他们都有相同的“荣耀与愿望”：我有最好的手工，这里有最多的钞票。

  2002年，国家规定，以收回钢铁为主的废五金电器、打印机、传真机、电传打字机及多种复印设备，被清晰列为制止进口货品。

  “这对新化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有人就此转行，也有人将生意转入地下，新化打字复印工业一度走向低谷。”邹联文说。

  邹联经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，群的姓名就叫“二手复印机大改行”，“我呼吁咱们都改行，由于这个职业现已是日落西山了。”与此一起，他以为，跟着商场化、信息化的不断推动，新化文印工业的地缘堡垒也遭到愈来愈强烈的冲击。

  和邹联经有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，但也有人持对立定见。邹联文说，尽管国内商场现在已趋于饱满，方针也有约束，但这种影响只针对那些小的、散乱散布的设备耗材店和图文店。

  “从过去看，不管哪个阶段，其从业主体始终是一个头脑灵活、吃苦耐劳但学历、技能水平非常有限的集体。”他说，“但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
  在广州，在这一行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的，是一群有必定文化知识、熟练掌握互联网，并能灵活运用社会及人脉资源的中青年人，他们懂得抱团取暖，也发明社会价值。

  “靠天吃饭、靠打擦边球的老一辈们的思想是该‘筛选’了”。邹联文望着师傅，笑着说。

  上一年，他的竞天图文数码快印店筛选了一批本来的设备，从国外进口了价格高达249万元人民币的彩印机，“这在我师傅看来觉得难以想象。为何需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设备啊?本钱收不收得回?我现在不想这个，我只把产品做好就行了。”

  邹联文说，师傅邹联经是他最尊敬的人。2008年，邹联经东渡日本调查复印机商场，却由于性情直爽、文化知识少被人骗了，几千万家产被赔光，从此隐退江湖。

  “今后这个江湖还在不在呢?说不好。那咱们可不可以不叫江湖?叫什么?叫商场。”他说。

  据新化文印协会的数据计算，到2010年末，新化县共有12.8万多户家庭、20.6万人口从事文印工业，别离占全县总家庭和总人口的33.7%、15.5%。其间，“新化现象”发祥地洋溪镇和槎溪镇别离有22900余户、62300余人从事文印职业，别离占两镇总家庭和总人口的71.9%、58.2%。